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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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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日两国进入近代后的不同发展道路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长期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影响。 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东进与入侵,中日两国都是以相对弱势、守旧而传统的国家面貌,因应较为强势、新兴而现代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曾经有共同的经历,都是由“锁国”而“开国”,并受到西方列强强加的“条约体系”的束缚,而这样的“条约体系”因其特定的内容又形成强与弱之间的不平等。 中日两国就是这样进入了近代时期。 然而,在最初的震惊、不解、彷徨、思虑之后,对于如何因应这样的形势,中日两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是由“睁眼看世界”而发展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是由“尊王攘夷”而发展为明治维新。

   虽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起因都是追求迈向现代化的富国强兵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基于“中体西用”,明治维新追求“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导致中国的转型局限在“用”的技术层面,总在被动应付;“脱亚入欧”则使日本快速融入国际体系,占据主动地位。 因应基点的差别造成结果的不同,中国日渐沉沦,日本迅速崛起。 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摆脱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地位,成为非西方文明国家中少有的成功完成现代转型的胜利者,中国则成为在自身辉煌的古代文明衬托下转型不那么成功甚至屡屡失败的失意者,双方实力对比和心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双方关系的发展。 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并集中在其周边地区,中国尤为首要受影响者。 1870年代以后,中日围绕琉球、朝鲜半岛等利益攸关地区,开始不断发生冲突,日本咄咄逼人,中国步步退让。

   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中日国势逆转。

   从此以后,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即日本强势,中国弱势;日本以中国为失败者,蔑视、压迫直至入侵,中国以日本为侵略者,不甘、抗争直至抗战。

   双方关系充满着紧绷的张力,最后发展为第二次中日全面战争(在日本是侵华战争,在中国是抗日战争)。

   2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差异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完全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基于本国内部的因素所推动,而是在遭受西方入侵之后,由因应外部压力而被迫开始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反应型现代化。

   但是,中日两国虽然差不多同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工业现代化进程,却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日本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由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从而为工业现代化准备了一定的国内市场和资金条件,使工业现代化在开始期就能比较顺利地开展。 此后,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官营还是民营的发展道路问题,日本比较顺利地走上由国家主导的民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便成为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和发达国力的现代化国家。

   但是,从191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脱离了原先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转换到以扩大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为引导的重工业(其中又以军事工业为主)独立发展的对外扩张型的工业化模式。 受制于日本国内原料匮乏、资本不足、市场狭小等因素,这种工业化模式严重依赖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则是与日本邻近的中国及朝鲜半岛,成为导致中日最终走向战争的重要经济原因,日本也由此开始步入对外发动全面战争的发展轨道。

   与日本相反,中国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现代化开始后也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工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市场难以有效地扩大,只能依靠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即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相对扩大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因而工业现代化一直处于缓慢进展的状态。

   而且,中国未能有效解决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走官营还是民营道路的问题,最后走上经济发展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对工业现代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影响中日国力升降直至走向战争的原因还不仅在于工业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中日两国也因全方位的现代化落差而造成总体国力的差距,而中日总体国力的差距,则造成了中日关系的失衡,也造成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畸变。

   当日本已经有了一流的现代工业和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体制时,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数量有限,社会动员力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基本的人口统计,不能建立有效力的现代兵役制度。

   总之,中国虽然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但其效果和结果都与日本相差很远,因而在国力上远远落后于日本,在与日本的竞争和较量中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3现代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成长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之一。 原本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自认为天下“中心”,视周边和远方为“蛮夷”。 近代以来,因为西方的入侵,中国人才强化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才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有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成长。

   其间经过了各种波折起伏,既有基于反对清朝统治的“反满”民族主义(如辛亥革命前的一些主张),也有比较偏狭的“排外”民族主义(如义和团的一些表现)。 理性、爱国、包容、积极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大体开始成长于20世纪初期,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逐渐成型并深入人心。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首要基点就在民族主义,而其由“反满”民族主义到“反帝”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成长的象征。

   随着国民党的当政,民族主义也成为国民党动员民众、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且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入侵中国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民族主义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中国的对日反应中起到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执政当局决定对日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随着列强入侵中国的刺激而发生发展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是被动的、反应性的、具有强烈悲情主义意识的民族主义。 同一时期,日本的现代民族主义也在发生、发展和壮大,而且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从早先类似于中国的被动的、反应的、悲情的民族主义,转化为主动的、自我的、热烈的民族主义,又因为在与中国乃至俄罗斯这样老大帝国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经过政治家的民粹主义操弄,日本的单一民族特点,又使这样的民族主义更为膨胀,更具有进攻性。 例如,日本执政者和不少社会上流人士甚至一般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抗拒承认政治和国家概念的“中国”,而以地理和文化概念的“支那”指称中国。 日本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始终缺乏同情和理解,更总是以“排日”界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从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到30年代中期的华北问题,日本始终强调其对中国的压迫是因为中国“排日”),企图以“硬”方式压迫中国放弃或软化民族主义(比较起来,美、英、苏等国更能以“软”方式顺应和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 同时,日本往往直接介入中国的内部政治,在中国扶植甚至以武力支持中央或地方领袖中的亲日派。 在中国民族主义逐渐高扬的年代,这样直接而生硬的做法只能激起更大的反弹,从而导致中国与日本更多的对抗与冲突和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与升级。

   (责编:袁蒙、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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